高 鸿/文

 

编者按：11月30日，在北京保利“乾隆宫廷艺术夜场”拍卖中，拍前备受关注的《元人秋猎图》以2200万元起拍，在经过10轮竞价后升至2900万元，但仍未达到卖家底价，最终流拍。据悉，该作品长达1240厘米，画面涉及场景宏大，人物及其表情丰富，被誉为另一幅“清明上河图”。并且为清内府旧藏，上有乾隆、嘉庆、道光几位皇帝的鉴藏印。它曾于1989年现身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以187万美元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古代书画的拍卖世界纪录。然而，这幅作品从1989年自纽约拍卖行购回后，围绕其年代的争议始终未断。在其拍卖前期，该作品的年代争论也未停止，而这可能在一定层面上导致了它的流拍。《元人秋猎图》究竟是元人作品，还是后朝所作呢？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来稿讨论。 

 

　　土烟袋锅之谜

　　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保利公司2007秋季拍卖会夜场拍卖会上，此前被炒作得纷纷扬扬且欲与拍出7952万元天价的仇英《赤壁图》试比高低的巨制《元人秋猎图》，结果以竞标价未能达到底价的3000万元，最终没有使拍卖师手中的槌子落下。这一流拍的结果，对保利来说，无疑是一个始料不及的意外；而对我来说，则是预料之中的事。

 

　　因为画面中出现了“元代绝不可能有的烟袋杆”以及“明代人不可能以绘画的方式歌颂被自己灭掉的元朝人。”这两大疑点，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竞拍者的举牌热情。

 

　　自被称之为“国宝”的《元人秋猎图》将要拍卖的消息见诸业内媒体后，可谓热闹非凡。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新先生曾写过一篇《稀世之宝，难解之谜：读<元人秋猎图>》文章，遂使这件“国宝”面临着尴尬的局面。近日，《北京晨报》也刊发了杨玉峰先生的《<元人秋猎图>可能不姓“元”》的相关文章进行讨论。

 

　　问题出在《元人秋猎图》的土烟袋锅上。杨新先生在文章中谈到，“细检图中，有两处画有如现今仍在使用的土烟袋锅。一处在帐篷内，有一妇女持管正在吸烟。另一处则一矮小人正将烟管递于一老者。图像清晰，是烟管无疑……中国人种植菸草和有吸烟者，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据闻是从菲利宾传过来的……再早则中国史书无所记载。故此作则有‘明人画’之说……一杆烟袋管，是画中最为难解之谜。”

 

　　紧接着，杨先生进一步阐述其理由：“我们认识历史，一是通过文献记载，二是通过实物资料……烟管的问题，只能说我们的认识还有不足，可以暂时存疑。但它在历史留下的形象资料却是唯一的，仅就此也足珍惜。按‘菸’字，《说文》释为‘从艹，焉声’。注语文‘迕菸儿’，生于谷中”。又《康熙字典》引《广谬》解释说是《臭草》。‘菸’何以‘臭’，是否即为今日的菸草，这只有植物学家才能解决。中国人何时开始吸烟，中国或亚洲是否是菸的原产地，其实物证据，也有待于将来发现。”

 

　　作为鉴定家，主张的应该是文献、实物并重。因此，中国人何时开始吸烟，我们不能囿于现有的史料，即所谓：烟草大约在16世纪中叶传到中国。根据是明代名医张介宾所著《景岳全方》的“此物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公元1573—1619年)开始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种之矣”以及明末科学家方以智著《物理小识》的“万历末，有携淡把姑荃漳泉者，马氏造之日淡肉果，渐传至九边，皆衔长管而火点吞吐之，有醉仆者。”

 

　　“中国烟草在线网”有一篇《鼻烟与鼻烟壶的来历》文章，称：

 

　　据传，在元代我国蒙古族便流行有吸闻鼻烟的习俗，而蒙古族的这一习俗，又是一位西藏人带来的。传说在西藏南部萨迦地区有一位叫八思巴的高士，十分仰慕成吉思汗的文治武功和雄才大略，不远万里，历尽千辛万苦来投奔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也一向重视学识渊博的人，便力排众议，任命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在拜见成吉思汗时所进献的重要礼物，便是西藏人很珍贵的鼻烟。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国吸闻鼻烟的习俗便不会是传统观点中所说的那样是从外国传入的，而是一种“土生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习俗。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推测，即当时西藏和蒙古地区所吸闻的鼻烟，或许不是由从美洲传来的烟草制成的，而是其他的一种什么植物。但后来,所有吸闻的鼻烟，却都是由碾碎的烟草加工而成的了。

 

　　当然，这一“传说”还有待于考证，但它却带给我们新的思考可能。如果说元代蒙古族就开始吸闻鼻烟是事实，那么其与《元人秋猎图》上吸土烟袋锅应该不是一回事。不过，我们从八思巴进献给成吉思汗的鼻烟，是否可以进一步推想吸闻鼻烟是不是吸烟行为中的一种高级文明——风雅的吸烟方式呢？最初西藏人吸烟，总不至于一开始就采用了吸闻鼻烟的方式吧？总该有一个由低级（诸如吸土烟袋锅）逐渐升级为鼻烟的过程。如16世纪中叶的那位欧洲烟草商人利用烟草发明了一种新的烟——鼻烟。以取代过去用火去点燃卷烟产生烟雾缭绕的吸烟习惯。所谓鼻烟，是先选用优质烟草碾成极细的粉末，然后再配兑香料、麝香等各种名贵药材，经过精细加工，再在蜡丸中密封陈化数年才能正式使用。

 

　　如果说西藏人在元代吸烟就采用了吸闻鼻烟的方式，那么，我国吸烟的历史以及文明程度就大大先于1492年哥仑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把烟草逐渐传到欧洲各地及16世纪传到亚洲的时间，其吸烟的功效也丰富于传播之初仅作为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而这，应该是值得深究且不得不重视的“口碑”史料。

 

　　至少，我们在杨新先生的文章里并没有看到“土烟袋锅”是发明于“中国人种植菸草和有吸烟者，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据闻是从菲律宾传过来的”之后的述说。

 

　　因此，杨新先生对《元人秋猎图》中的“土烟袋锅”的“质疑”是欠说服力的。

 

 　　创作者之疑

　　至于杨新先生对《元人秋猎图》的创作者提出的疑问，我以为也有值得再商榷的地方。杨新先生认为：

　　“像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明人为什么要画呢？宫廷乎？民间乎？如果是宫廷，恰好明人取代了元人政权，画此不是在为敌人张胆，而灭自家威风？如系民间所为，如此巨大工程，为什么没有作者署名，及收藏家印记？或曰‘清人画其祖进关之前’。然不惟服饰、发型绝非清人，且于情理不通。难道乾隆皇帝及其侍臣们，不认识自己的先祖？‘元人’之说，恰恰是他们定名。”

 

　　通常说来，明人不可能以绘画的方式歌颂被自己灭掉的元朝人——“画此不是在为敌人张胆，而灭自家威风？”

 

　　问题是，明人不画，并不能说明蒙古人不画。明统治者推翻的只是元统治者，而并没有彻底干净地剿灭了“元人（蒙古人）”。元遗民不敢明目张胆地“追念”自己的主子，难道就没有可能私下里悄悄地创作此画？否则何以有“禁书”、“反诗”的出现呢？仅以明室后裔朱耷为例，他“设计”的亦哭之亦笑之的“八大山人”和铭记于心的“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的忌日）的署款字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那么，这件《元人秋猎图》是不是就可以说是明人画的呢？我认为绝非明人手笔。从整体明人画风来看，不管是“明四家”抑或是其他画家的作品，其气息和风格取向基本上都是一种秀硬的特色。而《元人秋猎图》所呈现的却是一种恢宏、壮观、厚重的气息，甚至不妨说，就是马上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粗犷气息。因此，我颇赞同杨新先生对该图的另一叙述，有必要抄录如下：

 

　　余谓此画为原创，其场面人事，非谙熟蒙古军族生活者所不能为。有许多事物和形象，在中国画史，是首次出现，甚至是唯一的，其可证明。

 

　　初视此画，似乎觉得画手技术不够成熟，但再三观赏，才发觉其过人之处，为其他画史所不能梦见。

 

　　首先，其布局严峻，井然有序，表现出画家有驾驭长篇巨制的能力。其次，人物众多，有聚有散，忙者自忙，闲者自闲，各自有态，生动活泼，表现出生活的各个层面，丰富多彩。其三，寓意深远，安排巧妙，不见斧凿痕迹。其四，作者很会处理大场面。其五，画中有众多的妇女，前述在帐篷中的吸烟者，和其女伴，正在裁剪缝补衣服，并带看小孩。有的在负责向将士们发放布帛，有的在烧水等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还有众多女兵，这是中国古画中绝无仅有的。在着红袍者身后不远处，有一顶黄嶱盖，其有一妇女怀抱婴儿，她应是皇后。在她前面有女兵前导，两则有持扇仪杖，在后是骑马挎箭的女战士，迤逦沿着山路款款而行。女兵，在中国早期历史中曾经出现过，那只不过是一些宫女闹着玩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女皇帝、女军事指挥官，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南北朝时花木兰替父从军，却要化装成男人，可见当时不征招女兵，自古受儒家思想影响，女子不出闺门，只在家干活，男女之间，有条鸿沟，所谓授受不亲。而在此处，妇女大大方方地承担着任务，女兵们与男兵们并驾齐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色。这可能与蒙古人的游牧生活和成吉思汗的政策有关。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后，实行分户口奖赏的办法，将军事与政务与生产一体化，平时只收贡赋，战时则成为战士。他东征西伐，纵横欧亚大陆，可能是随带家属一起行动。所以则将妇女们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用以保卫后方。画中的女兵队伍，应是这一体制的表现。可以补《元史》的失载。由此也可断定，其所画内容，应是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前的事情。这是中国历史有图像可考和记载的第一支娘子军，仅就这一点，这件作品就足以珍贵的了。

 

　　从忽必烈登上皇位算起，至元朝灭亡，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而在绘画上，真正表现蒙古人生活的绘画作品却少得很可怜，像这样的长篇巨制，不但弥补了历史的失载，也弥补了画史的缺落。据此，《元人秋猎图》当是一件重大叙事型题材的“领命”创作，其内容情节绝非明清人所能为。

 

　　苏州片子之说

　　所谓《元人秋猎图》系“清人画其祖进关之前”或曰“苏州片子”之说，也是缺乏说服力的。诚如杨新先生所说：“难道乾隆皇帝及其侍臣们，不认识自己的先祖？”

　　此外，我们从擅长人物肖像、鸟兽、山水及历史画，尤精画马的郎世宁“领命”描绘以乾隆平定西北叛乱为题材创作的《阿玉锡持矛荡寇图》、《玛瑺斫阵图》和《哈萨克贡马图》以及他也曾与其他中外画师一起合作的铜版组画《乾隆平定西域战图》等史诗画卷来看，场面不能说不大，内容不能说不多，但究其气象，实在不能与《元人秋猎图》同日而语。更无须说那些胸无点墨以制作贩卖假画而欺世的“苏州片子”的匠人了。

 

　　至于徐邦达先生认为《元人秋猎图》有明代画家仇英的影子的说法，在我看来，说有仇英的影子自有其道理在。我们从《元人秋猎图》的整个笔墨、设色的特征来看，其气息是元代的，而仇英的画也是承袭了不少元代的东西。与其说在《元人秋猎图》看到了仇英的影子，倒不如说在仇英的画里看到了元人的影子更为确切。

 

　　最后，我要说的是：从这件流传有绪且构图、笔墨气息非明及明以后画家所能为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一件值得珍藏的元佚名巨制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