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样的收藏投资，以中国画最悲情。
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都已经是绝代的风流人物。清末民国的人文余萃，一袭藏青的长衫，一壶更长夜永的碧螺春茶，一口长满青苔的水井，灯下案前，展开一卷宣纸，把百年忧患化为满纸云烟。
这是中国水墨画最后一场悲剧。有悲剧，还有角色，最怕是连悲剧也没得上演。中国画完全商业化，那些星光璀璨的名字一一黯殒了，古老的京城盖起了美式的高楼大厦，琉璃厂和荣宝斋，在推土机的阴影下，变成一座孤城旧墟。
华南有一支逃难的人，来到香港和台湾。黎雄才的弟子，高剑父的传人，一度在殖民地的大会堂展览，在陆羽茶室挥毫雅集。然而到了今日，还有多少青少年愿意习国画？一卷宣纸，几杆毛笔，连墨也要精心研磨，比不上打开电脑设计几个卡通人物的速度和乐趣，半山名校的父母，及早为小孩打听送英国寄宿学校的路子，弹钢琴、习柔道，这是下一代成为国际公民的人文证书，但习写中国的书画都不是。
中国画已经死亡。最后一代的人物，只剩黄永玉和吴冠中，就像中国的词起于唐，盛于宋，这两位巨匠，就像清朝的陈维崧和龚自珍，诗词到了民国已经衰亡，水墨画在中国文化的痉挛之中苟延到今日，已经是奇迹。
最聪明的顽童，要算张大千。张大千及早逃离大陆，来香港，去台湾，最后飘流到巴西，养几只猴子，建一座名园，心情一样欢快，笔墨依旧雄健。不论城春草木，还是国破山河，他一捋长须，通通都看破了，大千居士是中国艺术家第一个把自己Globalized的奇人，活得开心，长寿得很幸福。
最难得是生前假画无数，老人家恶作剧，看见假画，摹得逼真，大笑孺子可教，还在假画上面题款亲证是真画。二十年来，哪些是真迹，哪几张是赝品，让后世慢慢来争议。只要有争议，身后的美名就可以延续生命了，就像莎剧作者的身份，四百年来叫学者瞎猜谜。
谁还想从头学水墨画吗？推土机、商场、“发展项目”，早就容不下一袭青衫，半卷宣纸，一襟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