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叫他小宝。他的名字叫李宝衍，来自旧金山。小时候随家人从台湾移民美国，3年前从美国来到北京。

2006年5月的大山子艺术节开幕式，巴西鼓音乐家Jimmy带着几十个爱好者的桑巴亚鼓队甚至比专业的韩国鼓队还要引人注意。

这个临时召集的鼓队里大多是一些爱好音乐的年轻人，只训练了一个星期，就开始在艺术节上演出。Jimmy从美国来到北京，这个在巴西学习打鼓的菲律宾裔美国人，是这个临时鼓队的灵魂，大家跟他一起在节奏中摇摆起舞。

这个节目是大山子艺术节中最有意思的一个工作坊，与以往仅仅邀请国外艺术家来参加艺术节不同，桑巴亚计划将音乐家带到北京，邀请北京本地的音乐爱好者一起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在艺术节上，人们看到的鼓队是专业的和非专业表演者的混合。

小宝是这个临时鼓队的一员，也是这个项目的推动者。

桑巴亚鼓队的故事还没有完，同时在台湾教原住民少年打鼓的Jimmy在2006年10月又回到北京，这个工作坊将用特殊的方式延续下去，依然是非职业的表演者，他们跟随Jimmy继续学习，在小宝的设想中，鼓队以后不仅仅是在艺术节演出，他们会到民工的子弟学校、孤儿院，或者任何需要欢乐节奏的地方去演出，而鼓队也可以是随时加入新的社会成员。 “打击乐的灵魂就是大家都能参与，不回避任何人。”小宝说。

从旧金山的华裔文化社团到北京的798，这个自称左派的青年，骨子里仍是旧金山的嬉皮，而北京的有趣之处如他所说：“生活在这里，你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在旧金山也参与组织音乐节和文化活动的小宝，三年前音乐一个学习计划来到北京，他很快在这个城市找到了自己的入口。他和中央美术学院的穆谦一起组成了五音工作室，不仅要作自己喜欢的音乐，也想改变北京人听音乐的习惯。

除了传统的音乐厅，北京的年轻人如果希望听到更有意思的音乐，大多会选择无名高地或者豪运这样的酒吧，十多年以来，那些独立的乐队或者歌手也基本在这样的酒吧里演出。

他想改变这样的状况：“我们想要一个这样的空间，能改变音乐厅那种音乐家和观众之间完全分隔的状态，也不是像酒吧那样嘈杂。表演者和观众之间是融合在一起的，大家可以一起快乐，一起发泄。”

小宝说，他和他在旧金山的老师一样，都是左派。“音乐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它和生活是在一起的。”

与多年前圆明园艺术村不同的不仅仅是798这里住的不多是北京的艺术家，这里有商业气息浓厚的各家中国的外国的画廊，这里也开始活跃着小宝这样国际另类青年，他们被今日北京的变化吸引，而北京在重新生长过程中，仍然有很多中间地带和缝隙值得作为，商业的或者官方的管制，并没有使北京成为铁板一块，在这个权力和交易的缝隙中，这些在不同国家流动、希望实现自己想法的个体，往往能生发出新的空间。

小宝在798做的第一个活动是在哈特艺术中心。他来到北京之后，遇到了民谣乐队IZ的马木尔，这个哈萨克乐手的音乐是他在北京最愉快的发现之一。而他在旧金山遇到的瑞士 音乐家SAADET TURKOZ同样也是哈萨克人，这个民族颠沛流离的历史和他们逐渐失传的民族音乐吸引了他——或许让北京的马木尔和瑞士的SAADET TURKOZ 相遇，能发生些什么？

他将SAADET TURKOZ请到北京，SAADET在北京见到了马木尔。哈萨克人和哈萨克人在北京相遇，他们不谈音乐，他们喝酒、聊天，而当他们的音乐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听众——在北京学习的哈萨克族年轻人在他们的音乐中泪流满面，很多年来，即使是新疆的哈萨克族人，他们已经离他们的传统音乐很远，马木尔和SAADET TURKOZ的音乐，他们很多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城市化了，他们到北京大多学习的不是本民族的历史，而是企业管理或者金融市场这样的课程。这些几乎失传的音乐和失散的音乐人，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在北京相聚，彼此相认的方式是还是音乐。

这是小宝和五声音乐工作室想做的事情，音乐能使人回到原本，使该相遇的人相遇，让陌生人打开戒备。

他习惯说自己是一个左派，音乐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在798的旧厂房里不难找到的标语更多时候是生活方式和时髦的装饰，对于小宝，是原则问题。你也可以说他是来自旧金山的新嬉皮，尽管他做事情一板一眼。

小宝说，“艺术不是一批人能享受的东西，应该是大家都能享受的。理想社会里面，艺术文化应该是免费的，不用买票的。我们在美国做演出，票价都很便宜，五块十块美金。会免费给一些机构，会办学生专场。跟学校联系，这是我以前的工作，我现在想来北京做。”

他想在北京寻找一个左派生存的可能性，对于一个左派来说“任何事情为了钱都是不对的。”
他说，理想社会里面，“艺术文化应该是免费的”。

Luca的同事背地里叫他雷锋。

他不知道雷锋是谁，这个几乎被神化的时代偶像是几十年宣传的青年榜样，舍己为人。

在米兰学习历史和哲学的的Luca从意大利到纽约，从纽约到哥伦比亚，回到美国不久，又来到北京。

来北京不到一年，他已经先后在北京二万五千里艺术空间，中国画廊博览会和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工作。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为建筑双年展的组织工作焦头烂额。

9月26号开幕的的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Luca说：“整个双年展的组织工作十分混乱，问题重重，有很多计划中要展出的作品最终都没得以展示，北京建筑双年展可以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事情，但由于它的组织方没有经济上的自主权，所以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做一些商业的活动，从某种角度讲，我看不出这个双年展和一个画廊的区别，到最后都是经济价值。对北京建筑双年展来说，最开始的初衷就是做一个商业性和非商业性并存的东西。 ”

建筑双年展上，他策划的展览项目因为受经费限制，布展时找不到人，组委会也没有印制相关的宣传资料。他满怀希望的提交展览计划，做策展准备，但最后他的项目只是草草结束。

建筑双年展的经验让Luca再一次认识到，在北京非盈利项目和商业项目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

在北京的外国人不少，但像Luca这样还穿着几年前买的外套，出入坐公交车，住在筒子楼里的不多。

Luca在纽约的画廊工作过，在哥伦比亚的国家博物馆和大学里也专注做了几年研究，而他更感兴趣的是一些社会项目，比如到城市的贫民区做义工或者教育计划。

Luca来北京，也是希望到非盈利的艺术机构工作。

Luca来北京之前甚至不知道这里的艺术市场这两年的忽然繁荣。

他的第一站是798的长征空间，他完全被这个中心的网页吸引，这个有非盈利项目，独立空间展览计划和教育计划的空间，是他到中国的选择。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这个结构混合的空间，几乎无法在中国开始非盈利项目，对于非盈利艺术机构的管理，中国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长征空间的非盈利项目设在美国，在中国，他们也在经营画廊的项目。

北京国际画廊博览会，他也是组委会的一员，负责国际画廊和VIP成员的联络，但令Luca费解的是，画廊博览会是一个公司在进行操作，亦不是非盈利的艺术平台，而他在长征空间和博览会得到的报酬却是象征性的，和以往做社会项目的基本收入差不多，只够他维持基本的生活。

北京的状况让他尴尬，这个艺术雷锋为自己的小小的艺术理想而来，而无法在中国找到非盈利艺术机构这样的落脚点，在逐渐了解了这个工作机构工作结构之后，这个问题困扰他，“如果这个工作的地方式盈利性的，那么为什么得到的是与非盈利机构相当的收入呢？”

在美国，Luca理直气壮地说，如果我的收入超过了我希望的生活水平，我会选择离开。

不浪费，有基本的生活开销，做感兴趣的项目，这大概是Luca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但在今天的中国艺术环境中，这个意大利人用西方的方式来度量中国状况，不仅让他的同事费解，也让他自己费解了。这个受过良好艺术教育，有长时间的艺术研究和艺术市场工作经验的意大利人，在北京生活经常要考虑的是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他的底线是不去为商业画廊工作，但目前的工作机构并不是非商业。

Luca来中国不到一年，或者他还不了解北京的混杂的环境，在成熟的艺术机制还没有形成之前，画廊、艺术机构的内部往往是混生的结构，用商业或者非商业这样的泾渭分明的原则很难界定。

从米兰到纽约、哥伦比亚，再到今天的北京，在中国的当代艺术欢呼“与国际接轨”的时候，Luca对于798是北京的SOHO这样看法不以为然：“北京不应该只对外宣扬自己是国际化的城市，它也应该保持自己的传统和本土文化，不要去一味地和其他现代城市比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是生活在现代性的国度里的批评家们想出来的词汇。比如纽约CHELSEA和SOHO是批评家眼中当仁不让的艺术区，CHELSEA曾经是一个工业区，后来成为艺术中心，你在这里溜达的时候，你会觉得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很相似，在里面溜达的人群也没什么变化。到了最后，他们却发现其实自己所感受到的和别人所感受到的，甚至和前两次自己来这里所感受到的没什么不同。”

这个最后还是向画廊博览会的组织方要求给自己加工资的艺术青年，在北京喜欢去的地方不是798或者城里的画廊，有空的时候，他常常跑到北京的公园，在那里，他喜欢看到这个城市的普通人怎么生活，现在住在东边的Luca，甚至想搬到更远些的南城，对于Luca来说，北京东区的速度太快，对于北京普通人的生活，他以社会学的名义仍然报有很多想象，而他不知道，南城也正在积极地“国际化”，比如，前门的大栅栏就要消失不见变成“国际化”的Shopping Mall。社会学者或者批评家家在呼唤保留老城风貌的时候，是否也考虑过如何让老城区的普通人也过上有暖气和卫生设备的现代生活呢？

Neville Mars的中文名字叫何新城，这个名字大概与他做城市建筑研究有关，三年前，他从荷兰来到北京，在798找到了工作地点，建立了Dynamic City Foundation。

和很多北京的外国新移民不同，他80年代就开始经常往返北京。在北京建立工作室的计划，源于被798的社区环境吸引，而798开始变化的这几年，北京的城市建设也是如火如荼。

他们建立了这个基金会来研究城市环境的快速变化，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作的研究主要是城市如何变化，以及“我们如何响应这种变化”——他们正在尝试为这些变化拿出自己设计的解决方案。

Dynamic City Foundation是最早一批在798艺术区内建立工作室和小规模画廊的组织。

上述关于他的介绍，一定给人他是一个严肃学者的印象，而在生活中，他向你迎面走来时，你会以为他是一个朋克乐队的鼓手或者是流浪汉。花衬衫，红裤子，一头乱卷发，身边永远跟着一只叫露露的小狗——露露他在酒仙桥附近捡到的流浪狗。他住在鼓楼的平房里，对于他来说，798的办公室做研究就够了，而生活在北京，鼓楼更有趣。

“我们看到的是城市的转变，我们所做的是城市动态的过程。”何新城这样介绍他的研究项目。在老城区的生活和798的工作空间的转换，好像也是他工作体验的一部分。

他认为在建立一个城市中心的时候，必须建立新的配套城市设施，而且这个系统应该让城市自然生长。

“北京的高碑店，也是一个规划中的创意园区，这个区域混合着商业画廊，设计师，品牌商店。”一个创意区，从零开始走向商业化，何新城对于这样的规划表示异议，他说“创建一个创意园区这样的规则，是我们反对的，一个有活跃创意的区域应该是自然生长起来的。”北京建立很多创意园区，在何新城看来，只有自发生长起来的798是成功的。

这个城市动态发展的研究者，对于一个城市的兴趣开始往往开始于个人旅行，之后这样的旅行会越来越工作化，最后完全变成自己工作的一部分。

每天，何新城从他租住的胡同里的平房里醒来，在鼓楼打车经过京通高速路，到798的办公室工作，中午的时候到798的At Café或者小饭馆里吃午饭，他最喜欢的餐馆食鼓楼东大街的一家饺子馆。一整天在城市里来回，他都会带上他的小狗露露，这个看上去像流浪汉的荷兰人和这只捡来的流浪狗到哪里都引人注目，他们看上去都一本正经，又怪模怪样，是一对引人注目的组合。

貌似流浪汉的学者何新城现在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是他正在进展中的写作计划——他要描绘的是2020年的中国远景，城市建筑和社会环境。

那个时候，还会看到他牵着这种名叫露露的小狗在798或者鼓楼溜达吗？或许，他已经转移到下一个变动中的城市，也许平壤或是西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