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地点：西安－武汉

李：美术同盟转发《岛子现象》之后，出来了几篇抨击你的帖子和文章。很多人不知道内情，也不知道你在一个不能上网的地方写书，以为你默认了网上的议论。需要解释吗？

彭：那是绝交书，不需要解释。岛子的文章，换成另外的人，我不会回应。我觉得维持笑里藏刀的人际关系，是中国总是搞不好的一个原因。他的文章提供了公开断交的机会。

李：帖子上说，他批你的《中国古代行为艺术》，只是在学术上就事论事。

彭：他把我的文章同搞文字狱挂钩，越出了学术的轨道。清朝有个文人，写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话，有人告发他隐射满清政府，将他投进监狱。这就是文字狱。一个中国文人连文字狱都不懂，就不值得交往；如果假装不懂，那就很可怕。对于背叛过自己而又中伤他人的人，我找不到袒护他的理由。

李：先按下人格不表。有人说你只陈义人格而不讲道格，什么是道格？

彭：这要问老子。他讲道可以说，一说就不是恒常的道，而是解说者的道了。春秋战国一家一个道，这在电话里面谈不清楚，简明地说：大道无格。大道是老庄探讨的对象；中道是儒家关注的对象，仁、义、礼、智、信。现代人比较推崇的中道，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和责任。至于小道，就是治学立场和方式。

我的文章谈到的治学方式是小道。道虽小，涉及面大。西方学术中的昨日黄花，始终在充当中国的显学，上百年不退烧。公开指责文化传播中的这种现象，肯定会遭到大面积的反批判，我也习惯了。我当学生时，文革工作队动员全体同学，揭发和批判我的反动言论，大字报贴了一面墙，据说有几条能判我终身监禁。1983年，文艺界枪打出头鸟，文学批刘晓波，音乐批谭盾，美术批我，后来被江丰还是谁压住了。前两年，一位老友批判我是当下文化的反动派，我只是反惯性而动，但不成派。

李：你同岛子的关系，陈述得太简略，你和他有什么交情？

彭：谈不上。大约在七八年前，有人带他到我家坐了一会。我听说是写诗的，就把他当成了北岛。北岛写过两句名诗：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又过了四五年，他以系主任的身份，陪川美的书记来到我家，动员我调过去，而我后来找别的理由谢绝了。为什么？因为有好几个城市的熟人，都同岛子打过交道，力劝我不要与他共事。两年前我到川美开会，同他说过几句客气话。就见过这么三次。不过，我毕竟接受过他的推荐和宴请，欠了一笔债，怎么还？华容道关羽放走曹操，受到舆论的默许，因此我的绝交书在发表之前，删了几段。这也受了我的一个学生的影响。

李：有人说你的学生到上海开会，如同你的留声机，是她吗？

彭：那是一位同事，她的思想很独立，不会成为谁的留声机。她没有准备去发言，可能即席援引了我和别人的说法。我只有两个研究生，一男一女，都没有去上海。女生接触过几位基督教徒，主张隐恶扬善和息事宁人。她看完绝交书的初稿，就说这里那里要删。这样的学生很难得，因为师生关系总是以抑制和同化学生为代价。

李：你说是绝交书，但前半截明明是评论，按照流行的评论方式，似乎没有展开，或者说没有把话说尽，有人从学理的角度，说你有术无学。

彭：我的评论同学理的确没有多大关系。评论如同说知心话，在于真实和到位。有一次到尚扬的画室看画，我不太喜欢一幅朦胧无形的，就问：“没画完？”这就是批评。尚扬说：“画完了。”这是反批评。萌萌擅长写朦胧诗，展开说：“就这样朦朦胧胧才好，有意味。”三个人都表明了自己的感觉。艺术批评总有一天会回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形态，而不会走向长篇大论。你说《尚扬索隐》为什么写得那么长？那是别人约的稿，让我写两万字，那不要把人写傻吗？我于是收集了一些故事去充数，谈画的内容只有几百字。文章写得很匆忙，但冻结学理的作法却得到了读者的认可。旧式学者认定像经典哲学进行思辨论证才是学理，引经据典才算深入，那是印刷时代的习气，未来的评论染上了蠕虫病毒才会变成那副模样。

学理这个校园术语，是中国教师对学生灌输专制教材的借口。欧美教学比较开放，但所谓的学理，同样单调乏味，从古希腊逻各斯原点生发出来的种种理论，三千年形成的是独木成林的学术景观。解构主义也不令人振奋，关注的还是那个构。

中国的学理尤其让人气馁。學字很直观，表示孩子趴在大人的膝下，看大人手捧爻象谈八卦。学理的理，指玉器的纹路。玉器最能代表中国，国这个简体字出现在唐朝，中间是个玉，玉代表王权，历史极为悠久，同它挂钩的学术，缺少变化。

李：有人抨击你研究国学，但听你的解释，你对国学的根底似乎并不看好。以前有人说你是美术界的巫，擅长看相、测字、堪风水、择吉避凶之类的方术，你的书按照中国色彩分类排列，给人一种神秘的印象。

彭：我把自己摆进巫术环境，是为了写书而体会古人的心境。赵朴初是佛教协会会长，知佛而尊佛；我不同，知巫而非巫。有一次在道观体验抽签的感觉，道人要我给伏羲下跪，我说伏羲的知识我知道，我的知识伏羲不知道；伏羲当然不会给我下跪，我也不能给他下跪，就像帝王不给长辈下跪一样。

康有为、梁启超挖国学的根，是从政治上摧毁国学；几十年来国人诅咒国学，是从文化上摧毁国学。两者的立场无可厚非，但做法却类似于焚书坑儒。我研究国学，是试图从知识上重组国学同美术关联的对象。我的课题找不到合作者，如同废墟中的孤魂野鬼。等我的书出来了，人们再议论不迟。

李：有人说你才气不足而霸气有余，自称舍我其谁，认为你的文章中只有权力、欲望和名利。这些印象，他是怎么形成的？

彭：名利是社交信用卡，我不是苦行僧，自然不会刻意排斥，但不是太看重，否则就没有资格从事批评。我的头衔是研究所所长，有人说是弼马瘟。有一位德国策展人要到西安考察，德国的规矩是邀请书必须盖章，为了盖这个章而成立了研究所。研究所属于处级，我要求取消了级别。世艺网成立时，网站署名我是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我找理由请他们拿下去了。我是一个不会当头的自由分子，要当便当宣传部部长，上台的第一天就宣布这个部解散。

近十年我参加美术活动的次数，每年平均不到两次。我调进学校的前提是不参加任何开幕式和研讨会。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现成的一切都不满，但哪有什么霸气，只是常常口无遮拦。我写文章容易得罪人，却不可能成为具有独立品格的人们的敌人。

李：有人说你在体制之内，不知道在体制之外从事当代艺术的艰辛。

彭：只要呆在中国，不论社会角色如何，统统都在体制之内，我想他是指官场内外。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论是官场还是民间。民间艰辛，官场凶险。那是一个上捧、平挤、下压的动荡结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倒台，心口总是悬着一把剑。一位画画的副院长被送进监狱呆了两年，据说年轻了好几岁，大家听了都羡慕。为什么？每天画画，很放松。官场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堡垒，堡垒向来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李渊是隋炀帝的亲信，赵匡胤是周世宗的将领。官场人物不是铁板一块，不能一概而论。只是中国自古没有民主传统，堡垒攻破以后又回到了老路。

李：有人说90年代你没有关注当代，头脑和身体都不在场，现在看到当代艺术有了影响，就跑出来抢夺成果。

彭：中国当代艺术不是宠物，谁也把它抢不到自己的名下，只有当各种人物都关注它的时候，才谈得上影响。西方现当代艺术，你说算在谁的名下？路德维希家族？蓬皮杜艺术中心总监？纽约现代艺术馆馆长？名份是人世间的低档诱饵，空头招牌，关键在于你投入的过程是不是真挚，是不是觉得充实，时过境迁能不能平静地超脱。

我最向往的是全息装置和数码虚拟的当代艺术，对于粗糙的垃圾装置，对于纯属摹仿的行为艺术，我提不起兴趣，不想关注。我不可能参与和赞扬当代艺术的每一个活动，但只要置身在中国的氛围中，各种各样的信息就会包围你，制约你，就不能说不在场。在场不在场，不在于你是否像门卫死守在那里。屠户的肉案，猪头和蹄子始终在场，剥出来只是一堆骨头。

李：有人说你爱给美术界乱开药方。

彭：批评免不了开药方，有用就是好药方。按葛洪的分类，有仙药、上药和下药。下药治病，没病就不要吃；身强力壮就不必吃补药；出入官场就不能吃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