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一天，记者来到通话区宋庄镇的大兴庄，这里是继圆明园画家村斥散之后，又一个新的画家栖身地，记者希望了解一下寄宿在北京画家们的生存状态。艺术家和画家都是性情中人，沉醉于艺术与绘画之中，对于记者这次冒然造访，他们会接纳吗？ 画家片山 走进画家片山家的院落，看到了五六十年代盖的三间青灰色的低矮的大瓦房，实在是连一般的砖石房都比不上。 片山的工作间，除了一张沙发，记者所见到的就是一张张画板和一幅幅完成或者未完成的油画。地下摆满了一捆捆的画笔与颜料。向南的窗户很大，透进明亮的光，没有玻璃，只有纱窗。片山告诉记者说这都是他妻子画的，而他已经两年没有画画了，现在转向行为艺术。他很平静的说，两个人之中，只能有一个人画画。画画是不能够分心的，要完全的沉浸其中，两人总得有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他又不能完全的放弃艺术。为了生计他们开了一个小饭馆，画家开的饭馆也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氛围，四周白净的墙上挂了十几幅画。饭馆里已经来了不少客人，八成以上都是画家。

 

　　画家邝老五 记者就在饭桌上认识了留着长头发的年轻画家邝老五。老五，原名三郎尼麦，画家村唯一的少数民族，来自遥远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老五的画室里烟盒摆满了两个窗台，这证明着老五的勤奋。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油画。其中一幅，雪山高原上飘荡着云一样的幡，老鹰在白幡间张望。老五告诉记者，这是他的“天葬”系列。

 

老五毕业于阿坝师专，在校接触到了来自四川美院的教授，第一次知道北京有一个圆明园画家村。99年来到北京。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圆明园画家村，却被告知画家村已经取缔了。 他一直在打听画家村，终于知道了宋庄，便直接搬进了那里。他每天的生活安排是：画画、,.睡觉，睡觉、画画…… 记者向老五现在的经济来源是不是靠卖画。老五摇了摇头，拿出一张像片告诉记者，这张画是在家乡画的，画了半年，只卖了5000块钱。 “我希望我的画将来可以卖出去，因为这也是对我自己的承认。但是，我只愿意画我想画的东西，我不会为了商业运作而改变我的风格。现在大兴庄五六十户画家有一部分是很纯粹的，每天就是画画，很少去考虑其他的事情，所以画是越来越好，生活却是越来越艰难。”老五说，现在靠单位和家里寄来的钱生活。虽然他现在回去，单位给他的工资和待遇还是不错的，可他喜欢这里的环境，喜欢这里的朋友，有时候，想想自己的将来，总觉得是灰色的。特别是到了冬天，画几笔，就得哈口热气暖暖手，使劲的跺跺脚，再去画。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不为别的，就因为他热爱它。 画家“村长”老鹿 在和老五交谈的过程中，老五不止一次的说，记者应该接触一下老鹿，说他可是大兴庄画家村的“村长”。从老五家出来，在路上碰见了刚从一家商店出来的老鹿。留着平头，一脸的疲倦，怎么也找不出画家的气质和锋芒。老鹿说，“还是多报道一下像老五这样的年轻人吧。媒体对我们的报道，已经够多了。”

 

老鹿，全名叫鹿林，1962年生人，毕业于青岛工艺美校，24岁时因在抽象水墨画方面的独特才华，被现在《美术》主编王仲先生看中，在北京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谁知回到济南之后，得到的却是始料不及的“围攻”。其结果是令他放弃了舒适的老师身份，抛弃了富有的老板地位，舍弃了老婆和孩子以及家庭的温暖，一个人来到了北京的圆明园。当时，圆明园的画家还不超过十个人。老鹿是圆明园画家村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见证人。“其实，原来住在圆明园的画家，都是怀着静下心来画画的心态来进行艺术创作的。那时，我们的画一般是卖不出去的。但我们也没有想到，一开始来的都是纯粹的画家，后来竟变味了。然而这时，似乎只要是住在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就可以很容易的将画卖出去。而一开始入住圆明园的画家们在这个鼎盛时期却悄悄的搬走了。”

 

画家彭一在大兴庄，最后采访的是彭一和他的学生。彭一，1968年生于湖南湘潭，因为父亲是画家，受父亲影响，性格崇尚自由和独立。高中毕业后考过中央美院，却因为爱情放弃了这次机会。后来开始游泳于福建和广东，在多家油画公司工作过，当过老师。去年三月，来到大兴庄。彭一对我说，他自从第一次离开家乡，就没有要过家一分钱，生活完全是自助的。如果说生活上有过什么磨难的话，大多都是来自于心灵。为了寻找一种心灵的宁静，曾经去过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彭一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淡然很重要，自然的状态很重要。前不久，有公司来找过他，希望作他的代理。这样，在收入方面，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就会受制于人。他暂时还不想这样，只要生活还有保障，他就要为自己而画。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画，将艺术的自由和独立表现出来，影响一些人，使他们能够从容的面对打击和诱惑，最终找到自我。” 离开大兴庄已是晚上七点，宋庄周围就静悄悄的，我似乎明白了画家们为何选择这里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我希望生活在宋庄的画家们不要重复圆明园的老路。因为中国需要画家，需要艺术。

 

来源：北京晨报